“嘉绒”既是一个地域概念，也是一个族群名称。但无论是作为一个地域概念还是族群名称，两者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地域概念，它指的是嘉绒藏族居住的地区；作为一个族群名称，它指的则是生活在嘉绒地区的藏族。
嘉绒藏族是我国藏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嘉绒文化是藏文化体系中极具地域特色的一个亚文化。位于大渡河流域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则是嘉绒文化的核心地区和重要发源地。
丹巴作为嘉绒文化的核心地区和重要发源地。我们可以从嘉绒藏族的族称、丹巴的地下考古发现、嘉绒藏族与古部落嘉良夷的族源关系，以及丹巴高碉文化等几个方面得到充分的证明。
“嘉绒”：墨尔多山周围的农区
“嘉绒”既是一个地域概念，也是一个族群名称。但无论是作为一个地域概念还是族群名称，两者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地域概念，它指的是嘉绒藏族居住的地区；作为一个族群名称，它指的则是生活在嘉绒地区的藏族。
“嘉绒”系藏语音译，任乃强先生认为“‘嘉绒’原是‘大河谷区’的意思。近人缘此称称此一带土人为‘嘉绒’。” 此外，关于嘉绒一词的含义，还有多种不同解释。如：有的说是指“靠近汉区的农人”，有说是指“靠近东方河谷地带的汉人”，有说指的是“嘉良夷部落的后裔”……各种解释近10余种。但据日本学者佐古田喜博近年来在嘉绒地区的调查和考证，“嘉绒”应是“嘉莫察瓦绒”的简称。“嘉莫察瓦绒”在嘉绒语中的含义是指“墨尔多山周围的农区”。这一观点与藏族学者阿旺在其《略谈嘉绒语》一文中对“嘉绒”一词的解释，以及藏族学者格勒博士在《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我们也认为这一观点具有较大的可信度，因为它来源于嘉绒藏族的自我解释，这比任何理论推导都具有更高的可靠性。
墨尔多山(也写作“木尔多”)位于丹巴县境内的大、小金川河之间，山势呈南北走向，余脉向四周延伸至甘孜、阿坝两州境内数百公里，为嘉绒地区第一神山。嘉绒藏族以“墨尔多山周围的农区”这一地域概念作为族称，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墨尔多山作为一座神山，对嘉绒藏族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即整个嘉绒藏族对墨尔多有一种向心力。至今为此，每年都有大批嘉绒藏族从各地云集丹巴，参拜墨尔多庙和墨尔多神山，也许就是这一缘故。二是嘉绒藏族是以墨尔多山为活动中心的，至少在历史上曾经是如此。
对“嘉绒”的这一解释，与嘉绒藏族的分布状况是基本吻合的。据西南民族学院解放初期的“嘉绒历史调查”资料显示：“嘉绒藏族人口约6万，主要分布在邛崃山以西的金川流域”。“金川”作为河流名称，有大、小金川之分。大、小金川是大渡河的两大源流，在今丹巴县城汇合后，始称大渡河，墨尔多山就位于大、小金川之间。虽然在四川的道孚、色达、黑水、汶川、理县、宝兴等地也有嘉绒藏族分布，但据任乃强先生所考，“嘉绒是嘉良遗裔，后在明代势力最大，其军力与移民东至岷江西，屡扰杂谷地方。西至雅垄江岸，与明正及朵甘土司争地。迄今阿坝州境的理县境内与西康道孚县境内，尚有其人。”根据嘉绒藏族的分布情况和任先生的这一考证也说明，历史上的嘉绒藏族的确是生活在墨尔多山周围的大小金川流域区。
罕额依古遗址
罕额依古遗址位于丹巴县中路乡境内。这是一个经四川省、甘孜州联合考古队于1988-1989年进行试发掘的一个处于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址。该遗址面积达2万余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厚达6余米，试发掘120平方米。通过对其最表文化层进行“碳14”测定，其下限年代为3500年。
该遗址出土有丰富的文化遗物和众多的遗迹。文化遗物中有陶、石、骨器，按其使用功能可分为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遗迹有房屋建筑和灰坑。
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根据其制作工艺可划分为3类。一是打制石器，主要有锤、斧、砍砸器、乔削器、双缺石刀等；二是磨制石器，主要有斧、锛、凿、簇、穿孔石刀、网坠等；三是细石器，主要有用水晶等石料压制而成的小石核、石叶等。
生活用具以陶器为主，有少量骨器。陶器的陶质、陶色以夹砂或云母片居多，灰陶为大宗，红陶较少，陶器纹饰以纯文为主，有部分为凿印纹、乳钉纹、附加堆纹、凹弦纹、刻划纹等；均为手工制作。器制以罐类居多，有双耳罐、单耳罐、深腹罐、高领罐、钵、杯等。骨器有锥、针、梳。
遗迹中发现有房屋遗址，墙体用石块砌成，内壁抹黄色沾土。
罕额依罕额依遗址所发掘的许多文化遗物在昌都卡若遗址中均有出土；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细石器并存；陶器以夹砂陶居多，均手制，纹饰有刻划纹、附加堆纹；房屋以石块砌墙等特点，与昌都卡若遗址的部分文化特征一致。此外，该遗址中出土的一种底部有三足的双耳罐，与甘青地区辛店文化墓葬出土的一种双耳罐在风格上相似；在四川雅安宝兴县陇东石棺葬墓内也有出土。
丹巴这一考古发现说明：1、丹巴是青藏高原上古人类生活的重要地区之一，至少新石器时代就有古人类在此生活繁衍。2、罕额依古遗址是一个既有自身文化特点，又与周边考古文化有一定联系的古人类遗址。这一人类遗址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特征，与今天生活在丹巴等地的嘉绒藏族的文化特征是基本相符合的，二者间应该具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
嘉绒藏族与嘉良夷
嘉良夷为康区古部落之一。“嘉良夷”一名最早见于《北史》和《隋书》。
关于嘉良夷的地望和地理特征，《北史》和《隋书》的《附国传》中有如下记载：“附国者，蜀郡西南二千余里，即汉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东部”；“嘉良有水阔六七十丈，附国有水阔百余丈，并南流”；“水有嘉鱼……”。
据历史学家的研究，附国以雅砻江中上游地区为活动中心，分布在今甘孜州大部分地区。嘉良夷在附国之东，而附国活动范围在“水阔百余丈”的雅砻江流域地区，那么，嘉良之水则只能是指大渡河流域。而且，嘉良“水有嘉鱼……”，而嘉鱼正是大渡河特产。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嘉良夷活动在大渡河及上游的大、小金川一带。而丹巴正处于大金川和小金川交汇并构成大渡河之处。
关于嘉良夷的文化特征，《隋书?附国传》等汉文史料记载，嘉良夷“土俗与附国同，言语少殊，不相统一”；“无城栅，近川谷，傍山险，俗好复仇，故垒石为巢，高至十余丈”；“用牛皮舟而济”。嘉良夷在语言、居住、交通等方面的文化特征与嘉绒藏族也是相吻合的。虽然今天已很难在嘉绒地区见到“用牛皮舟而济”的现象，但据调查，丹巴县梭坡乡一带，至解放初期仍依然保持着以牛皮船渡河的传统。
终上所述，嘉良夷与嘉绒藏族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既然如此，那么嘉良夷与嘉绒藏族间究竟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椐《甘孜州民族志》记载，嘉良夷与附国一样是一个众多种姓不同的部落的统称，至唐时嘉良夷各部分离为歌邻、出坝、弱水、白狗、逋祖、清远、悉羌等8个部落，史称“西山八国”，嘉良夷一名不复存在。吐蕃东渐至嘉良地区，将西藏琼部39族地区的蕃人移民至嘉良夷地区，与西山八国及隋唐时期形成的东女国相融合，逐渐形成了后来的嘉绒藏族。
高碉：嘉绒文化的重要特征
高碉最早见于史籍是在《后汉书?西南夷列传》，《隋书?附国传》在谈到嘉良夷时所叙更为具体：嘉良夷“无城栅，傍山险。俗好复仇，故垒石为巢而居，其巢高至十余丈，下至五六丈，每级丈余，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石巢上方二三步，状似浮图。于下级开小门，从内上通，夜必关闭，以防贼盗。”这种建筑在《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称为“邛笼”，后被嘉绒藏族所继承，称之为“碉”或“高碉”。
据调查，嘉绒地区的高碉形式多样，功能齐全。按其形状可分为四角碉、五角碉、六角碉、八角碉，最多的达十三角，其中以四角碉最为普遍。四角碉多为正方形，五角碉为四角碉的变体，即在四角碉四面的某一面增加一角，以支撑该墙面，防止碉身倾斜倒踏。六角碉、八角的内部皆为园形。若按其功能细分，又可分为战碉、官寨碉、通讯预警碉、界碉、风水碉等类型。
战碉是现存古碉中最常见的一种，多修建于寨内及附近出入村寨的要道傍、交通要隘，渡口、关卡等地，是一种军事防御性建筑。碉的底层一般用于战时储藏粮食及各类物质，二层以上均建有战争所需的嘹望、射击孔。战时由内向外，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是古代战争中最有效的军事防御工事。清乾隆年间，两次金川战役久战不胜，就是为此类战碉所阻。据说金川战役结束后，清政府为了预防类似战事的发生，曾将金川地区的部分嘉绒人押解进京，强令其在北京香山修建了一批仿嘉绒战碉，供清兵演练攻碉战术。
官寨碉是专为土司、守备修建的，一般建于土司官寨、土屯守备衙署内或附近；个别建于官寨主体建筑一侧，与官寨主体建筑连为一体，且内部相通。
官寨碉一般有两个相互呼应。官寨碉既是土司、守备权力的象征，也是土司、守备平时祭祀神灵和占卜的神坛，战争时又是其土司官寨成员临时的避难场所。
通讯预警碉皆建于视线开阔的山岭、山嵴、河弯台地上，并有专人守护。一遇战情，守碉人即通过燃放烽烟、鸣枪等方式报警。相当于古代中原地区所使用的烽火台。
界碉即建于各土司领地之处，作分界标志。
风水碉即用于驱邪镇魔之碉，仅见于八角碉一种类型。
若按碉的所有者划分，又可分为寨碉和家碉两类。
寨碉为村共有，家碉是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为了自己安全，在毗邻住房或住房附近建造的碉。在过去，大多数地区拥有家碉的仅限于土司头人，或有钱人。
丹巴是嘉绒藏区中高碉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各种形式、各种功能的高碉，几乎都能在这一地区找到。
丹巴也是目前古碉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保留最完整的地方，其数量在全国居于首位。有“高碉的故乡”、“千碉之国”之称。特别是在中路和梭坡两乡村寨中，至今仍可见古碉林立、高耸入云的状观景色。
丹巴人对高碉的钟爱也远远胜于其它各地。据调查，在丹巴的中路和梭坡两乡有一特殊风俗，“凡本地人，家里只要生了男孩，就开始为其建碉，如果男孩长大成人，家碉还未修好，就不能结婚成家”。所以在当地几乎是户户有碉。且几乎稍古老一点的房屋，都有一碉耸立其旁。这种现象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丹巴嘉绒藏族对古代嘉良夷文化的继承更直接、更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