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宏是那一段土司生活的历史见证人，他的经历就像他的家乡丹巴（位于甘孜州东部）美人谷一样复杂而充满传奇：赵宏是一个汉人，却有一个藏人的名字“泽仁格西”。他曾两次入伍，曾担任地方领导干部，最大的成就却在历史研究和绘画。他从川藏线上的养路段开始自己的工作生涯，却参与了人民大会堂西藏厅壁画的绘制。不过最为奇特的地方是他曾经做过丹巴四大土司之一的革什扎巴登土司的干儿子。
赵宏的老家就在距离丹巴县城不远革什扎河畔的革什扎乡，过去的革什扎土司官寨所在地。赵宏说，他祖上其实并不在四川康区，而是来自甘肃文县的汉人。乾隆平定大小金川时，从全国各地召集很多兵马，他的祖辈就从文县到大金川，几代后遭大旱，不得已逃难并定居丹巴。改变他们家生活的引子是红军。“1935年，红四方面军两过草地，在丹巴一带活动了一年。”赵宏说，“红军经过时候，我外祖父就把在县城的房子给了农民，把粮食和钱给了红军，参加红四方面军当了司务长。”然而赵宏外祖父随红四方面军在翻越党岭山前往道孚时候生病，没能翻过去，只能在当地安家。赵宏说，当时国民党清剿红军留守人员，幸好党岭下革什扎河谷内的革什扎土司收留了外祖父。
历史上的阿坝藏区共有72名土司，其中以嘉绒藏区的18家最为著名。但这18家中有8家并不在现在的阿坝州境内，其中有3家在甘孜州的丹巴县，分别是巴底、巴旺和革什扎土司。赵宏外祖父因为读过书，会写汉字，就在革什扎土司手下当了师爷。这种相当于土司文书的官在土司官寨中也具相当的地位，不过赵宏说外祖父还有另一个“特长”，那就是炒菜。“那时候土司还不会吃汉菜，主食要么是糌粑，要么就是火烧子馒头。”赵宏说，这种土话称为“火烧子馒头”的主食在嘉绒康区很普遍，就是用没有发过的面粉捏成团，然后放在灶灰中烘烤。可以想象，当时的土司吃上汉式饭菜还是一件比较新鲜的事情。
“我们家是汉族，但是和藏族的生活大同小异。”赵宏说，那时候生活很简单，最多一两个菜，一周能吃一次肉，还是腊肉，对于普通百姓就是很好的生活了。赵宏记忆中的土司家庭生活如果和今天相比也很简单：“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家，顿顿都有‘香猪腿’，就是本地一种腊肉。酥油茶也天天都有，相比之下，老百姓一般都是喝清茶。”
儿时赵宏可以说是在革什扎巴登土司的官寨内玩大的。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丹巴县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土司们仍在行使千百年来至高无上的权力。那时巴登土司很年轻，只有二十七八岁，妻子是阿坝州黑水县土司的长女。赵宏说，土司夫妇只有一个小女儿，比他小1岁。那时土司的子女是不能和佣人和娃子(即奴隶)的子女玩的。赵宏在官寨内的自由生活得益于和土司后来特殊的关系。赵宏说，他刚满3岁时，外公把他拜给了巴登土司做干儿子。他说巴登土司这样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外公和土司私交好，另一个原因是我小时候耳垂大，前额和后脑勺很突出，土司认为我是大富大贵的料子。”于是在3岁生日时，巴登土司在官寨五楼经堂为他隆重举行了收子仪式，并给他起了个藏文名字“泽仁格西”，意思是“长寿而有知识”。在喇嘛的祈祷声中，巴登土司和太太把一套灰色的八路军制服穿在赵宏身上，然后把一对盛满糌粑的木芯银碗、一对装满白砂糖的景德镇龙碗、一对象牙筷子、一双银筷子和一把镶嵌着红珊瑚的银壳藏刀送给赵宏。“金银象征着财富，银筷子象征着辨毒功能，藏刀象征着男子汉的威严，还能辟邪。”赵宏后来说，“只有那套给我穿上的八路军小军装，实在不知道是什么用意。”
被土司认做干儿子的赵宏从此拥有了和土司孩子一起玩耍的权利：“我们下楼梯的时候佣人不敢怠慢，必须按照土司官寨的规矩，由两个佣人双手捧着下楼。”一个儿童记忆中最深刻的，还是等级和地位的差别。
用赵宏的话说，现在看，土司的势力范围其实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小的势力范围也就是现在的一两个乡大小。大的如明政土司和德格土司，也就两三个县的势力。革什扎巴登土司过去在丹巴土司中势力范围最大，有很多跨县的飞地。比如在丹巴县有革什扎乡、丹东乡，在道孚县有格西乡、沙冲乡等部分地区。历史上革什扎土司曾和邻近的金川土司为领地产生摩擦，最后直接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大小金川之战。赵宏说，后来革什扎土司由于内部分裂而逐渐衰落，最后的革什扎土司巴登，就是原来革什扎土司手下分裂出来的一个大头人的第三代，解放后曾担任甘孜州人大常委。
土司在当地的至高无上不但显示在权力上，也表现在土司官寨上。“我记忆中的丹巴革什扎土司官寨比电视剧《尘埃落定》中的土司官寨更雄伟壮观，内部装饰也更加富丽堂皇。”赵宏说。土司的官寨从来都是当地最高大的建筑。土司的官寨历史上虽然没有所谓定制，但民间却有约定俗成：土司的房子、大小和高度不能超过寺庙。赵宏记忆中的革什扎巴登土司官寨依山而建，坐西朝东，呈回字布局，中间是天井，房子高六层，房侧有一座四角高碉。二、三、四楼都有面对天井的木板走廊，四角有一米宽的木制楼梯上下楼。门前有照壁，照壁上有龙凤，大门口有石狮子。
“除了土司集会或者到县城开会聚友，土司不会轻易离开官寨。”赵宏说。在当时，土司和太太进出官寨现在看来是一件颇为繁琐的事情。首先要请喇嘛或者道士测算良辰吉日，进出官寨前要由喇嘛在屋顶连吹三遍唢呐和长号，再由管家开道，送到大门口骑上马背，走出官寨大门外两道木结构的“龙门”。土司上马时，一名娃子身披羊毛地毯跪在地上充当上马石。土司在保镖的搀扶下踩着娃子的背上下马。土司太太上下楼则由一名身强力壮的男佣人背着。土司外出时，官寨一层的马夫、佣人和娃子全都要低头跪送跪迎。土司回到山寨时，喇嘛在土司距离山寨约1里地就开始吹奏唢呐和长号，沿途村民要跪拜。进官寨后，土司由2名贴身保镖扶着上下楼梯，底层值班的娃子则早已经把羊毛地毯从一层楼梯一直铺到大门口。
这种仪式对于下人的威慑力今天几乎难以想象。赵宏说：“那时候所有人直到土司骑上马或者上了二层楼才能抬头，不少娃子在官寨生活了几十年，还没能看清土司的真面目。”这套严格的清规戒律一直延续到1956年民主改革。
